渝档育人 | 烽火中的青年喉舌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决定性转折。同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彻底击退，国统区压抑已久的政治氛围逐渐松动。满怀热血与正义感的青年学生，再也无法忍受国民党当局的思想高压与言论钳制，纷纷挣脱束缚，投身进步潮流。彼时，复旦大学各学系的学生活动愈发活跃，各类学术讨论会接连举办，壁报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1944年春季，校内壁报种类已多达27种。

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这些由进步学生自发组成的小型分散组织，迫切需要一个核心载体统一思想、凝聚行动，以此推动国统区学生进步运动发展，搭建起校际学生之间的联系桥梁。

20世纪30年代，因抗战形势所迫，复旦大学西迁至重庆北碚。1944年，《中国学生导报》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它以笔墨为利刃，传递进步思想，汇聚青年力量，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成为照亮青年前行道路的不灭灯塔。

应运而生：冲破桎梏的创刊筹备

1944年7月4日，复旦大学新闻、政治、化学等系约30名学生在北碚夏坝嘉陵江畔的“江风”茶馆，举行了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成立会，标志着《中国学生导报》的筹办工作正式启动。成立会上选举产生了干事会，搭建起四大核心办事机构，分别为编辑部、经理部、推进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学生杜子才担任总干事。

中国学生导报社自成立之日起，便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直接领导。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在听取杜子才关于《中国学生导报》筹办始末的详细汇报后，给予了充分鼓励与支持，叮嘱其要紧紧依靠广大青年学生，积极争取校内教师的支持。发刊前夕，刘光再次作出指示，要求刊物立足青年群体，办得通俗易懂、贴近学生。

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获取合法登记资质成为当务之急。彼时，重庆地区任何报刊的创办，都必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批准，并在国民政府内政部完成登记。面对重重阻碍，这份进步刊物的创办团队凭借智慧与谋略，巧妙突破了当局的审查限制。

从馆藏档案《〈中国学生导报〉新闻纸杂志登记申请书》中，能清晰窥见先辈们的斗争智慧。

一方面，团队将刊物公开宗旨定为“报导学生生活、促进学术研究”，刻意规避敏感政治表述，以被国民党认可的身份作为掩护，搭建青年学生思想交流的平台，但暗地里始终坚守传播民主进步思想、唤醒青年爱国意识与反抗精神的初心。

另一方面，团队精心选定发行人与编辑人——既要认同办报方针、支持民主进步事业，又要能够被国民党当局接纳。其中，发行人作为法律上的全权负责人，人选尤为关键。经过多方奔走联络，加之刘光等的幕后推动，团队成功邀请到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重庆地区负责人甘祠森担任发行人。甘祠森奔走努力，推动《中国学生导报》顺利通过审批、完成登记。编辑人选定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廖毓泉，他虽拥有国民党党员身份，却持开明政治态度，从未参与刊物实际编辑工作，但对刊物的政治方向与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始终毫无异议，为刊物成功创刊提供了重要助力。

砥砺坚守：多方聚力的生存保障之路

在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与层层打压下，一份进步报刊想要存续下去，难度可想而知。《中国学生导报》的运营经费完全依靠自筹，每一份报纸的印刷、每一笔经费的筹集、每一次活动的举办，都饱含着艰辛与不易。创刊初期，经费主要来自西南地区各学校学生省吃俭用的捐款与刊物预订款。刊物正式发行后，南方局青年组为支持其发展，每月拨付出版经费，同时积极协助中国学生导报社在上层民主人士中开展募捐工作，为刊物运转提供了坚实支撑。

为进一步筹措办报资金，中国学生导报社另辟蹊径，多次策划举办演唱会、民间艺术同乐会等文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凝聚社会力量，实现思想传播与资金筹措的双重目标。

据馆藏档案记载，重庆华美皂烛厂厂长谢子先，主动为中国学生导报社演唱会出具担保书，独自承担活动举办的全部责任。这份沉甸甸的担保书，背后是民间进步人士对青年爱国事业的鼎力支持，是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者的温暖守望。从留存的演唱会节目单中可以看出，活动曲目既贴合青年审美喜好，又暗藏爱国、民主的思想内核，以文艺为纽带，将进步力量悄悄传递给广大群众。

即便有文艺活动作为掩护，中国学生导报社的进步举动依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警惕与疯狂打压。馆藏1946年5月、1946年12月，由国民党重庆市财政局第二、第三税捐稽征所出具的调查文书，详细记录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学生导报社各类活动的无端盘问、秘密调查与刻意阻挠，字里行间，尽显国民党反动政权对进步力量的恐惧与仇视。这两份珍贵档案，有力印证了《中国学生导报》自诞生之日起，便始终处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视与残酷打压之下。

西迁后的复旦大学地处北碚，离当时的重庆市区较远，而刊物送审、发排、校对、印刷，以及部分通讯、发行、经费筹措等工作，都需要在市区完成。馆藏《中国学生导报社关于更改收信地址致东川邮政管理局的函》中明确记载，社方将所有信件转寄至“中正路204号中央信托局印制处李湜收转”。李湜早年为救国会成员，结识了众多老一辈民主人士与进步青年，他主动将自己的住处作为《中国学生导报》的公开通讯地址，在白色恐怖之下，承担了极大的政治风险。李湜后来成为《中国学生导报》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为刊物联络各界人士发挥了关键作用。

抗战胜利后，《中国学生导报》又得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倾力支持——他不仅将育才学校设为刊物的重要联络点，还以学校教工的名义，为杜子才等核心成员发放维持生活的工资，解决了办报人员的后顾之忧。

以笔为剑：凝聚青年的舆论阵地坚守

《中国学生导报》的栏目设置与文章内容，始终秉持鲜明的进步立场，文风质朴直白、贴近现实，摒弃空洞浮夸的政治口号，立足青年视角、聚焦社会热点、回应青年诉求，深深打动了广大青年学生。刊物实时追踪学生运动动态，系统传播进步思想理论，鼓励青年走出书斋、投身爱国民主洪流，成为国统区青年了解事实真相、凝聚思想共识的重要窗口。

一份报刊的真正力量，在于对人心的感召与思想的引领。

馆藏陈作仪烈士写给刘子俊的书信，便是《中国学生导报》强大感染力的生动见证。陈作仪是重庆社会大学、中国职业青年社的筹建人之一，同时担任中国民主实践社理事、中国学生导报社骨干成员，曾依托家乡四川云阳（今重庆市云阳县）的地下党成员刘子俊，为下川东地区武装斗争开展作出重要贡献。在信中，他真诚地向刘子俊等友人推荐《中国学生导报》，细致介绍刊物内容，全力推动长期征订工作，字里行间满是对刊物的高度认可，对进步思想的坚定认同，更饱含期盼更多青年接触真理、觉醒反抗的心愿。

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里，国内多所知名大专院校陆续回迁原址，南方局青年组也迁往上海。

为进一步密切党与广大青年学生的联系，在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中国学生导报社决定将总部迁至上海，分别设立重庆分社与上海分社，同步编辑发行“渝版”与“沪版”，两地并肩作战，继续为争取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奋力发声。

1946年9月，国内政治形势日趋险恶，国民党当局加紧对进步力量的镇压，《中国学生导报》沪版被迫停刊。9个月后，渝版也被迫停刊。

至此，《中国学生导报》完成了动员广大青年学生争取抗战胜利、追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统治的历史使命，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属于青年进步力量的光辉印记。

作者单位：重庆市档案馆

来源：《当代党员》
编辑：别致
审核：许幼飞
主编：陈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