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靖平专栏｜历代廉洁奉公典范人物咏怀（西汉）㉝

本期人物目录

1.循法劝农丞相黄霸

2.清节直谏大夫贡禹

3.守廉直节三公师丹

七律·廉明劝农赞黄霸

黄霸为官耻浊奢，

汉廷循吏众同嘉。

捐粮补吏身甘贱，

对簿持廉墨未瑕。

一令禁粮寒马厩，

三春劝穑暖民家。

满郡狱空庭少讼，

次公清德史褒嘉。

（平水韵）

千秋岁引·黄霸政声留颍川

酷吏操权，严刑满望。

纳粟从公掌粮帐。

秉廉对简心常澈，居卑守正身何谤。

册文清，墨痕净，众皆仰。

法秉平兮冤始放，治化颍川民歌尚。

养孤矜寡仁风畅。

遣人察访知村苦，禁奢蓄谷仓盈壮。

畔让耕，户无锁，今同向。

（王安石体，词林正韵）

注：千秋岁引，词牌名，王安石体为正体，为双调八十二字，属仄韵格，多押入声韵。句式错落顿挫，气韵沉郁苍凉，常用作抒身世感怀、羁旅愁思，王安石《千秋岁引·秋景》为典范。

清慎循良 千秋名相——西汉丞相黄霸廉洁奉公事略

黄霸（前130年—前51年），字次公，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历经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官至丞相，封建成侯，是西汉历史上政绩卓著的循吏代表。其仕途始于左冯翊卒史，后历任河东均输长、河南太守丞、廷尉正、扬州刺史、颍川太守、太子太傅、御史大夫等职，最终代丙吉为丞相。《汉书·循吏传》赞其“治为天下第一”，称“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他一生为官，持身清慎，奉职无私，所留下的廉洁事迹至今仍值得后人追思。

清白自立，廉行不矜

黄霸虽出身豪绅之家，却全无骄奢之气，其廉洁品格在仕途之初便已显露。武帝末年，他捐钱补为侍郎谒者，又因兄弟犯罪受牵连而遭罢免。随后，他以捐谷再度入仕，被任命为左冯翊卒史。左冯翊因其为捐财入仕，颇有不屑，不署右职，只让他负责掌管琐碎劳累的钱谷账目。黄霸对此并无怨言，欣然赴任，勤谨工作，一丝不苟地管理账簿文书。其人所掌钱谷出入繁复琐碎，然账籍井井有条，无一差池，从不于账目上做手脚，以清廉和兢业赢得了郡府上下的刮目相看，由此获河东均输长之补。后因其清正廉洁，又被举荐升任河南太守丞。黄霸不以官位卑微而怠慢职守，不因出身低微而自轻其责，其廉行实为发乎于心，不矜不伐。

守职正身，不枉不阿

黄霸为官奉公，最为可贵之处在于守正不移。昭帝时期，朝廷沿用武帝末年严刑峻法，各地官吏以执法严酷为能，而黄霸独以用法持平、仁政宽和而闻名。他深知严酷虽能震慑一时，但必伤民本，故始终坚持以宽和之政治理地方。宣帝即位后，感念民间疾苦，闻霸持法公平，召其为廷尉正。黄霸任职后，多次审理疑难案件，断案公平公正，远近称善。其后出任颍川太守，他更加注重以教化辅佐法治，制定了“条教”等地方行政法规，将道德教化与法律约束相结合，既避免了官吏枉法行事，又为百姓树立了政风清明的标杆。黄霸之所以能够在风气严酷的官场中独树一帜，靠的正是这份守职不阿、不随流俗的坚贞品格。

惜物养民，崇俭去奢

黄霸的奉公精神，不仅体现在廉洁自守、刚正不阿上，更体现于他对国家资财的珍视和对百姓疾苦的深切体察。治民如治家，惜物方能养民，这是黄霸一贯坚持的为政理念。他在颍川任上大规模推行教化，让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养当地鳏寡孤独之民，并推广种植树木、蓄养牲畜，劝勉百姓致力于农耕蚕桑，谨防邪恶之事。同时，他明令禁止用粮食饲喂马匹，力主去掉浮华奢侈之风，节用财物，使民力与财力皆有所余。更为可贵的是，黄霸深知频繁更换地方官吏将导致公私耗费巨大——送旧迎新皆需花费，奸猾小吏更会乘机销毁账册、盗窃财物，所有费用最终还得从百姓身上榨取。因此，他坚持长吏不轻易更替，哪怕有年迈耳聋者，只要其为官清正，便竭力保住其职位。他常说：“大凡治理之道，只要去掉太过分的东西就行了。”黄霸正是以这种珍惜物力、怜惜民财的态度，使得颍川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郡内民生和睦繁荣。

宽和以教，不扰不贪

黄霸之廉，既见于不贪不占的自我修养，更见于为政不扰民的治理格局。他明白，贪官之害在于敛财，而庸官之害在于扰民。若官吏只图立功自显，频繁折腾百姓，虽不取分文，其害亦甚于贪污。正因此，黄霸始终以“外宽内明”的风格治理地方。他选派年长廉洁的官吏微服私访，了解民间实情；他关注鳏寡孤独者的安葬事宜，指示属吏取用乡间大树做棺椁之材、小猪做祭品，皆如其所言。他既不借助严刑峻法来彰显政绩，更不以额外赋役来邀功请赏，而是以潜移默化的教化来引导吏民向善。他让孝弟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狱中竟长达八年没有关押重罪犯。这种不烦民、不扰民的治理方式，正是黄霸廉洁奉公品质的最高层次体现——不是廉在私利上，而是廉在为政的格局和胸襟上。也正因如此，他治下颍川户口岁增，吏民爱戴，最终赢得了“治为天下第一”的声名。

后世史家将黄霸与龚遂并称“龚黄”，视其为循吏之典范。纵览黄霸一生，虽由捐财入仕起步，却始终持身清正，不以权位易其志。他以清白自立于官场，以守正不移闻名于朝野，以惜物养民见其仁心，以宽和不扰显其格局——这四个方面，层层递进，共同构筑了黄霸廉洁奉公的完整风范。班固在《汉书》中评价他“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这正是一个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官员所能收获的最高褒扬。黄霸以一己之清廉，成就了一郡之清明，其人其行，可谓光照后世，无愧于“循吏之首”的名号。

七律·清节直谏赞贡禹

汉廷清节映霜寒，

卖粟征车驭旧鞍。

残机败絮空堂寂，

瘦马荒途古驿残。

一疏罢苑千仓粟，

十载辞荣万灶烟。

伯夷高誉徒称古，

岂若斯臣立史端？

（平水韵）

桂枝香·贡禹谏言动长安

霜晨古道。正破袄缠身，灶冷柴少。

尽鬻田粮作价，入京承诏。

位高禄厚常惭怍，思归耕、故园宜早。

未贪冠冕，不阿权贵，骨铮如宝。

念往昔、家贫志皎。

乞辞爵还乡，清名相照。

谏罢离宫冗卒，贿门休扰。

七龄减赋钱宽稚，更疏陈、十回章草。

问苍黎苦，史鱼之直，可同风操？

（王安石体，词林正韵）

注：桂枝香，词牌名，为双调一百一字，上下片各五仄韵，属慢词正格。句法疏密相间，笔势开阔跌宕，常用作登临怀古、抒家国感慨，王安石金陵怀古篇为此调压卷范本。

清风峻节，直道而进——西汉御史大夫贡禹廉公风范

西汉中后期，朝政浸衰，奢靡之风弥漫朝野，贪官污吏比比皆是。然而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仍有一位以明经洁行著称的儒臣，从琅邪一介布衣升至御史大夫，始终以清贫自守、以直言报国。他便是贡禹。贡禹，字少翁，西汉琅邪（今山东诸城）人，约生于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卒于汉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他先后师从嬴公、眭孟研习《公羊春秋》，为董仲舒再传弟子，以“明经洁行著闻”于世。汉宣帝时，贡禹以明经德行被征为博士，出任凉州刺史，后因病去官。复举贤良，任河内令，又因职事去官。汉元帝即位后，深知其贤，征为谏大夫，迁光禄大夫，历长信少府，后代陈万年为御史大夫，在位数月而卒。贡禹一生，虽官至三公，却始终清苦自甘、直言敢谏，后世尊为“贡公”，班固在《汉书》中更将其列入“清廉自守、不恋权位、犯颜直谏”的清节之士。

家赀不满万钱贫

贡禹以高洁品行著闻，但他家中极为贫寒。汉元帝征召他入朝任谏大夫后，贡禹上书写道：“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寥寥数语，道尽家中困窘之状：全部家产不足万钱，妻儿连粗糠和豆食都常难饱腹，粗布短衣也是破败不堪。“家訾不满万钱”，并非贡禹一时自谦之辞，而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身为朝廷重臣，入仕数十年，家中却如此清苦，足见他平生不蓄私财、不以官求富的品格。

汉元帝征召贡禹入朝，他因路途遥远，家中仅有田一百三十亩，于是卖田百亩以充车马之资，仅留下三十亩田供妻儿度日。尚未到任便卖田备资，不向朝廷开口求取分毫；居官之后，所得俸禄和赏赐虽日渐增多，他却始终没有改变清苦的家境。贡禹一生未因高位而骄奢，未因厚禄而积财，他将一个官员所能拥有的财富底线降到了最低——不为私蓄，方是真正的廉洁。

素餐尸禄惭怍深

贡禹入朝后，先拜谏大夫，秩八百石，月俸九千二百钱，后迁光禄大夫，秩二千石，月俸一万二千钱。俸禄节节攀升，赏赐亦源源而至——四季的丝绸、棉絮、衣服、酒肉、诸果物，乃至生病时有太医临治。贡禹在致汉元帝的上书中坦陈：“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诚非草茅愚臣所当蒙也。”俸禄赏赐越多，家中日益宽裕，身位日益尊贵，贡禹非但没有沾沾自喜，反而深怀惶恐，觉得自己不配承受这般厚遇。

他在书中反复自责：“伏自念终亡以报厚恩，日夜惭愧而已。”又自称为“素餐尸禄污朝之臣”——白白享用俸禄而不为国尽职。年八十一岁，血气衰竭，耳目不聪，他担心自己留在朝中不过是“污席荐于宫室”，因此恳请汉元帝准许他“乞骸骨”，还乡归老，“及身生归乡里，死亡所恨”。一位高居御史大夫之位的重臣，不恋权位、不贪厚禄，反而因俸禄太多而惭愧，因年迈无用而惶恐，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官僚体系中殊为罕见。贡禹的惭愧和不安，源于他内心深处对“公”的敬畏——俸禄来自国家，若不能为国效力，便不配享受这份待遇。

免冠不复冠冕崇

贡禹最为人所称道的气节，体现在他面对失职之责时所作出的抉择。他早年任河南令时，在职仅一年多，便因公务上的事务被上级府官问责。按照当时的惯例，官员被问责时需要“免冠谢罪”——脱下官帽以表认错。

然而贡禹却掷地有声地说道：“冠一免，安可复冠也？”官帽一旦脱下，岂能再戴回去？他拒绝以屈辱的姿态认错，不待上官处置，便自己辞官而去。这段话虽只寥寥十个字，却尽显贡禹为官的骨气与节操。在贡禹看来，为官者的尊严与诚信不可轻弃，宁愿舍弃官位，也不愿卑躬屈膝地谢罪求全。这种“不冠则去”的决绝态度，折射出他对“廉”的深刻理解——廉不仅是物质上的不贪，更包含了精神上的不阿、不苟、不屈。官位可以失去，但做人的气节和官员的体面不能丢掉。

谏罢奢靡开苑囿

汉元帝初即位时，贡禹被征为谏大夫。元帝礼遇备至，“数虚己问以政事”。此时正值年岁歉收、郡国多困之际，贡禹果断上书奏言，力陈帝王应当率先垂范、崇尚俭朴之政。

在奏书中，贡禹追述古制：宫室有定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墙不雕饰，木不刻镂，苑囿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享。他引用高祖、孝文、孝景皇帝的节俭故事——孝文帝穿绨衣、着革履，器物不加雕纹金银之饰——以此批评当时的宫廷奢靡之风。在他直言不讳的谏言下，汉元帝纳其忠心，下诏太仆减少喂粮的马匹，水衡减少食肉兽，开放宜春下苑给贫民耕种，又罢免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

贡禹深知，宫廷奢靡并非天子一人之事。帝王纵欲享受，大臣必争相效仿，“衣服乱于主上”，上行下效，奢靡成风。因此，他不仅劝诫元帝节用爱人，更力主从制度上裁减宫廷开支。他奏请将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卒减省大半，认为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百姓纳税供养他们，“岁费五六钜万”，应当一律免为庶人。他还建议省减建章、甘泉二宫的卫士，裁撤诸侯王庙半数的卫士。贡禹以谏大夫之职，从宫廷开支的每一个环节入手，推动了一场实实在在的节俭运动。他的“奉公”，不在空谈道义，而在为国家省下每一分不必要的耗费。

革弊举贤安天下

贡禹不只是在节俭上“”奉公”，更以深远的政治眼光提出治国安邦之策，力求从制度层面铲除滋生贪腐的土壤。汉元帝时，贡禹认为汉武帝时期犯法者可以赎罪、入谷者得以补吏的做法“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他奏请元帝废除赎罪之法，对选举不实、贪赃枉法的官吏“辄行其诛，亡但免官”，以严刑峻法肃清吏治。与此同时，贡禹深知治国之本在用人。他主张“进真贤，举实廉”，推举真正的贤德之士和廉洁之人，使天下臣民争相向善。他还针对苛重的赋役制度提出改革，奏请减轻百姓负担：原本汉武帝时期赋敛过重，“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百姓因生活困苦甚至将婴儿扼杀。贡禹毅然上书提出“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这一建议被汉元帝采纳，在全国推行，使无数新生儿免于被溺杀的命运，减轻了无数家庭的负担。贡禹还提出废除货币，认为“民心动摇，商贾求利”“农夫父子暴露中野”皆源于金钱的诱惑，“其原皆起于钱”，主张“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专心务农。此举虽有复古过度之嫌，但其背后忧民疾苦、谋求国家长治久安之心令人动容。

贡禹居官年事已高，但他在御史大夫任上数月间“书十数上”，留下了数十篇奏章，条条关乎国计民生。班固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将他与王吉、龚胜、鲍宣等人并列，赞其“清廉自守、犯颜直谏”。贡禹去世后，时人将他比之于伯夷、史鱼。汉元帝在诏书中评价他：“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鱼之直，守经据古，不阿当世，孳孳于民，俗之所寡，故亲近生，几参国政。”以伯夷之清廉、史鱼之正直比拟贡禹，足见其在朝野上下的极高声望。

纵观贡禹一生，官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却家无余财，妻儿“糠豆不赡”；年逾八十，受禄愈多而惭愧愈深；居官则直言正谏，不惜触犯权贵。他以伯夷之廉砥砺自身，以史鱼之直报效国家，以“进真贤、举实廉”的远见革除时弊，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清节之士”。贡禹之廉，非仅为不取一钱、不沾一毫，更在于他胸怀天下、心系苍生；贡禹之公，非仅为恪尽职守、勤勉不辍，更在于他以直道事君、以正道济民。正如《廉吏传》所论：“君子之所谓廉，非特不取而己也。激浊扬清，志在天下，其为廉大矣。”贡禹之廉公风范，当为千古从政者之镜鉴。

七律·守廉直节赞师丹

位忝三公陋室安，

陈书满案岁将阑。

限田有制奴宜减，

节用无华税可宽。

太后威仪孤直泪，

汉朝耕织万民餐。

奏章误泄何须问，

直质清风后世叹。

（平水韵）

御街行·师丹清风满旧袍

残碑断处寻荒垄，谏稿、如山耸。

历官三帝旧袍缝，褐袖犹存襟拥。

举贤初召，守廉持素，院静秋声送。

裁田限策豪强恐，劝稼仓储众。

东朝怒起谏章陈，直节何曾摇动。

一疏误传，削官归去，谥号千年颂。

（柳永体，词林正韵）

守道廉正，直谏奉公——西汉三公师丹廉洁奉公传略

师丹，字仲公，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西汉名儒、重臣，历仕汉元帝、成帝、哀帝三朝。师从匡衡，研治《诗经》，举孝廉为郎，元帝末任博士。成帝建始年间举茂材，复补博士，出为东平王太傅。丞相翟方进与御史大夫孔光举荐其“论议深博，廉正守道”，征为光禄大夫、丞相司直，后迁少府、光禄勋、侍中，甚受尊重。成帝末任太子太傅。哀帝即位，授左将军、领尚书事，封高乐侯，代王莽为大司马，再迁大司空。三公之位，权重一时，而一生以“廉正守道”四字立身，堪称西汉末年难得的廉洁奉公典范。

清俭自守，不营宅第

师丹身为三公，却淡泊物质利益，不经营家产。据《汉书》记载，其“清俭”之名广为传颂。在当时“奢泰亡度”的晚西汉政坛，朝臣争相广置田宅、蓄养奴婢，奢靡之风弥漫朝野。师丹却始终以节俭为操守底线，不随波逐流。这种清俭并非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一种将个人生活与国家治理逻辑融为一体的政治态度——它意味着对资源分配的克制态度，也意味着对权力私用的自我约束。

奉公无私，奏事不密

师丹奏事不慎漏泄，反照其奉公无私之品格。建平元年，师丹使吏人代写奏章，吏人私下抄录其草稿，丁、傅外戚子弟闻之，使人上书告发，称“师丹上封事，行道人遍持其书”。廷尉劾以大不敬。然而，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力辩：“丹经行无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发愤懑，奏封事，不及深思远虑，使主簿书，漏泄之过不在丹。以此贬黜，恐不厌众心。”此言道出一个重要事实：师丹之过在于不谙人情世故、不防身边细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一心扑在政务上，心无旁骛，并非有意泄露。尚书令唐林亦上疏为其辩诬，称“丹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耇，亲傅圣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一介大臣因奏事漏泄而遭策免，这种命运恰恰说明他不懂权谋、不善周旋，而非德行有亏。

忠言直谏，抑奢崇俭

师丹多次上疏劝谏，以“俭”为切入点直指朝政弊端。晚西汉后期，宫廷用度不断膨胀，赏赐无度、建置过度，上层成本日益攀升，导致基层催科、刑狱与徭役层层传导至民间，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师丹敏锐地洞察到这一恶性循环，上书主张“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明确指出了这样一个因果链条：上层节用，则财政弹性恢复，基层扰民与苛政压力下降，民心与政权稳定性随之回升。在他看来，“节俭”不是生活方式选择，而是国家治理成本的硬性控制指标。这种以俭为谏、以节为政的思路，体现了彻底的奉公精神——将朝廷的公帑视作天下之财，不容私门侵蚀，不容铺张浪费。

秉公持议，限田限奴

哀帝即位之初，师丹辅政，上书提出限制田产与奴婢数量的主张。他在奏疏中阐述道：“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他指出，“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愈困”，强烈主张“塞并兼之路”。师丹与孔光、何武等人共同拟定限田限奴办法，规定诸侯王、列侯、关内侯及吏民名田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人数亦有严格限制。这一主张直面西汉晚期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土地兼并，触动了豪强权贵的核心利益，因而遭到强烈抵制，最终未能付诸实施。然而，师丹置身三公之位，不为自己利益代言，不向权贵献媚，一心为国家社稷谋求长治久安，其奉公无私的品格由此可见一斑。

守礼重制，不畏权贵

哀帝即位后，其祖母傅太后日益骄纵，欲与成帝母并称尊号，群臣多顺从逢迎。高昌侯董宏上书称引秦庄襄王事，建议尊立傅太后为皇太后。师丹以大司马、左将军身份，与王莽共同劾奏董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傅太后大怒，欲迫哀帝必称尊号，师丹始终持不可，坚守尊卑礼制。师丹因此“浸不合上意”，终于得罪外戚，遭免官削爵，回归乡里。师丹秉公守礼、不畏强御，甘愿以个人官位为代价捍卫礼法制度，其公而忘私的气节，令人钦佩。平帝即位后，太皇太后下诏盛赞师丹“端诚于国，不顾患难，执忠节，据圣法，分明尊卑之制，确然有柱石之固，临大节而不可夺，可谓社稷之臣矣”，封其为义阳侯，食邑二千一百户，卒谥曰节侯。

纵观师丹一生，丞相翟方进与御史大夫孔光“论议深博，廉正守道”八字之评，可谓恰如其分。“廉”者，不贪不占，清俭自守，虽居三公之位而不营宅第家产；“正”者，持身以正，秉公执法，不媚上，不畏权；“守道”者，坚守礼制与纲常，以制度语言而非私门关系治国。师丹的廉洁，不是洁身自好的独善其身，而是与奉公治国融为一体的政治品格。他主张限田限奴以制兼并，谏言节用以正国本，坚守礼制以尊大义，每一桩政事都体现着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奉公精神。然而，在晚西汉“关系可操作”的时代，清俭之人往往因不合群而走向孤立。师丹因奏事漏泄的微小过失遭策免，因坚守礼制而被外戚排挤——他的沉浮恰恰揭示了在一个走向末路的政权中，廉洁与正直有时反而成为一种“冒犯”。平帝时太皇太后封其为义阳侯，谥号“节”字，既是对其一生“守节不屈”品格的最高褒奖，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位“廉正守道”的榜样，值得每一位为政者深思与借鉴。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诗词专委会会员）

来源：七一客户端
编辑：李云霄
审核：张开琳
主编：周神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