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见闻 | 吴侬软语渐远，医者薪火长明

2026年5月15日，重庆下着淅淅沥沥的雨。

雨中的重庆医科大学袁家岗校区，比平日安静许多。黄葛树树叶被雨水洗得发亮，南楼、北楼的红砖墙浸着潮气，颜色愈发深沉。这样的天气，本不太适合出行，但这一天，校园里却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老朋友”。

西迁老同志陈宏础、邵大保以及许多西迁后代，专程赶来参加“西迁精神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研讨会暨钱惪教授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

今年，是重庆医科大学建校70周年。

70余年前，根据党中央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指示，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分迁至重庆。1955年至1960年，400多位来自上医的教师、医师和技术人员，从黄浦江畔来到嘉陵江边，从繁华都市走进大山深处，在一片荒坡农田之上，建起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把中国现代医学的火种带到了西部，也把自己的一生留在了重庆。

这天，跟随老人们的脚步，我来到位于北楼的校史馆。墙上的老照片已经泛黄，但老人们很快认出了照片里的人。

“这个是陶煦。”

“这个是朱传锦。”

“这个是吴祖尧。”

……

念着这些名字，他们仿佛是在呼唤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陈宏础回忆：1957年，他从上医检验系来到重庆，参与重医附一院的建设。那时，附一院所处的袁家岗一带还是一片农田，他们克服环境、教学、生活上的重重困难，一边承担繁重的临床和教学任务，一边参与医院建设。

74岁的西迁后代郁盛，在老照片里找到了他的父母——知名外科专家郁解非和重医附一院放射科奠基人戚警吾。1958年，他们带着年仅6岁的郁盛，从上海来到重庆，从此扎根山城。

在西迁队伍中，年纪最长的是上医副院长、著名传染病学家钱惪。1958年，已经52岁的他，毫不犹豫带着家人迁来重庆，先后任重医副院长、院长，名誉校长。

年纪最小的，是邵大保。当时，他只有16岁，跟着哥嫂来到重庆。如今，85岁的邵大保回忆起当年的选择，语气依然坚定：“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觉得无怨无悔。”

这场相逢，也唤醒了我的记忆。2019年，我曾深入采访过几位西迁前辈：

重医化学教研组副教授朱传锦告诉我，当年许多人都是举家迁到重庆。1956年，和她同船的上医物理教研组老师吕昌祥带着4个孩子；带队的教务长陶煦身边，也有几个孩子。

上医附属华山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骨科主任吴祖尧到重庆时，正值酷夏，一场大手术下来，他几乎快要昏倒在手术室；宿舍没电，柴油机只能带动一盏小灯泡微微发亮，每天晚上，他都在这微弱的灯光下，熬夜书写教案。

上医附属中山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治医师林尚清到重医附一院组建胸心外科，并不断探索心脏手术的规律和经验。为了能顺利开展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他进行了上百次动物实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为了能让实验动物术后尽快恢复，他甚至将自己的口粮省下，喂给实验动物。

这些细节，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几年，我陆续听到西迁前辈离世的消息。400多位西迁前辈，大多已离开人世。

如今走在重医校园里，很难再听见吴侬软语。很多学生或许并不知道，脚下这座校园，曾经挤满了从上海远道而来的教师及家属，他们每天经过的道路、使用的教室、实习的医院，都留存着那场西迁的痕迹。

校园中心那棵高大的黄葛树，是建校初期钱惪带领创业者们亲手种下的；他们修建的南楼、北楼，依旧巍然矗立；一代代学子接续他们开创的学科，在新征程上不断攀登医学高峰……岁月带走了许多人和事，但他们留下的精神，仍在这片土地静默生长。

来源：《当代党员》
编辑：胡晨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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