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靖平专栏｜历代廉洁奉公典范人物咏怀（西汉）㉞

本期人物目录

1.东邻弃枣谏臣王吉

2.世廉传家御史王崇

3.封侯陋室丞相王嘉

七律·清风直谏咏王吉

王吉清风动九边，

素心孤抱岁华寒。

东邻枣落休妻处，

旧橐衣单去国鞍。

昌邑谏书三百卷，

汉庭奏议九重澜。

谁堪记取当年事，

留与今人作镜看？

（平水韵）

洞仙歌·王吉清风动汉廷

琅琊俊彦，廷中高风远。

枣落庭除妇归断。

解官时、旧橐衣鲜囊单。

谏游猎，废主群诛独免。

奏疏更任制，明选才英，广辟贤衢达霄汉。

仰儿孙继志，清室传家，贞节在，千年未变。

但回望、守廉岂言难？

有皓月悬天，照心同贯。

（依苏轼体，词林正韵第七部）

注：洞仙歌，词牌名，苏轼体为正体，为双调八十三字，前后段各八句、三仄韵，以《冰肌玉骨》为定格。词调音节婉转拗峭，句式长短参差，擅铺写清幽意境与含蓄情思，是宋词常用婉约中长调。

清节垂史　廉风启世——西汉谏臣王吉的操守与忠贞

王吉（？—前48年），字子阳，西汉琅琊皋虞（今山东即墨）人。年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汉宣帝时起为益州刺史、博士、谏大夫。一生历职内外，位至谏臣，然清名愈重。班固将其列入“以礼让进退”一类人物，其子孙三代世名清廉，被视为琅琊王氏始祖。其立身行事，于微末处见操守，于大节处显忠贞，堪称西汉廉吏之典范。

枣落休妻，砺志断私于微末

王吉年轻时求学长安，所居之东邻有一棵大枣树，树枝垂入王吉庭中。其妻随手摘了几颗枣给王吉吃。王吉事后得知枣子来自邻家，认为妻子此举有违廉洁之义，遂将其休去。东邻闻后颇感不安，欲砍伐枣树，邻居们竭力劝阻，并再三劝说王吉将妻子接回。此事过后，长安坊间流传民谣：“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王吉于日常细微处严于律己，不容半点不义之物沾染己身，其磨砺心志可谓深刻。

囊衣布食，守俭持身不蓄财

王吉历任云阳令、昌邑中尉、益州刺史、博士谏大夫等职，官至朝廷谏官，却始终不为钱财所累。《汉书》记载：王吉及其子孙皆好车马衣服，自奉极为鲜明，却“亡金银锦绣之物”。每逢迁徙赴任，车上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官家居之时，亦“布衣蔬食”。天下人既敬其清廉，又奇其器用华美而不蓄余财，以至于民间传说“王阳能作黄金”——以为他有化铁为金之术方能如此。实则王吉清廉出于本心，不蓄私财却未刻意以破旧示人，其清廉朴实而不矫饰。

昌邑直谏，全忠护义免诛戮

汉昭帝时，王吉任昌邑王刘贺中尉。刘贺荒于政事，喜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节”。王吉上疏劝谏，直陈其为政之失，提醒刘贺若持续游猎将使百姓疲于耕桑，刘贺出行时日驰二百里，长此以往有损身体，亦非仁义之道。刘贺即位后荒淫无度，在位仅二十七日便被废黜，其昌邑国旧臣皆以“不能辅道陷王”之罪下狱处死，“死者二百余人”，唯独王吉与郎中令龚遂因屡次忠直进谏而免死。王吉以一己之责恪守臣道，在危难之中保全了大义。

宣帝上书，革弊倡俭陈时政

汉宣帝即位后，王吉被征为博士、谏大夫。时值皇室奢侈靡费、任人唯亲之风渐起，王吉上书直陈时政得失。他指出官吏治民过于依赖刑法，要求朝廷“述旧礼，明王制”；建议废除“任子”之令，即高官子弟凭借父兄而得官的荫袭制度，主张“明选求贤”；提倡节俭，要求废除角抵之戏，减省乐府开支，压缩尚方巧作，“示天下以俭”。这些建议切中时弊，体现了王吉以天下为己任的奉公精神。然汉宣帝以“霸道”“王道”为治，认为王吉之言迂阔不切实际，未予采纳。王吉不得志，遂称病免归。

纵观王吉一生，清正自守不贪不占，奉公尽职心怀天下。其可贵之处在于清廉出于本心，不装模作样以邀名。天下服其廉而又怪其奢，正是这种不事矫饰的真清廉的最好证明。尤其难能者，其身既清，其家亦廉——子骏、孙崇世代守俭，奠基琅琊王氏千年清门，由一人之节而启一族之风，由一时之谏而垂万世之鉴。《汉书》称王吉“厉志如此”，当之无愧。其人虽老而终，其清风遗教却垂范后世，堪为千古廉吏之楷模。今人读其事迹，当思清白非高谈，而在日用之间；直道非空论，而在得失之际。以古人之镜，照今人之心，则廉洁奉公之精神，庶几可传而不绝矣。

七律·承廉继节咏王崇

祖训清芬继遗风，

家声不坠仰王崇。

囊衣敝簏粗粮淡，

车马新鞍锦绮空。

谏奏封章千字泪，

莽庭野草万年丛。

岂惟汉代称高节，

累世官箴效此公。

（平水韵）

永遇乐·王崇遗风续祖堂

汉室倾微，莽尘横起，世纷如旧。

祖德琅琊，嘉名三代，一系承襟袖。

囊衣单薄，迁途简载，不蓄铢钱寸绶。

退归时、蔬餐短褐，粗粝自安南亩。

车鞍焕彩，锦丝无缀，守郡治功垂久。

辩讼陈章，谪官何悔，独抱忠贞厚。

新廷俯首，乞骸辞冕，终卧故山云岫。

千秋问、高风峻节，几人可偶？

（苏轼体，词林正韵第十二部）

注：永遇乐，词牌名，苏轼体为正体，双调一百四字，前后段各十句、四仄韵，属豪放派常用长调。格律严谨、开合大气，沉郁顿挫，宜怀古抒慨、寄寓家国身世之感，代表作《永遇乐·明月如霜》气韵苍凉开阔。

清名守节·囊衣传家——西汉大司空王崇的公忠与廉节

王崇，字子高，琅琊皋虞（今山东即墨）人。出身于两汉之际最为显赫的琅琊王氏门阀，祖父王吉以博士谏大夫显名，父亲王骏官至御史大夫，世传清白家风。王崇初举孝廉，历任刺史、郡守，所至皆有能名；汉哀帝建平三年征为御史大夫，后左迁大司农；汉平帝即位，擢升大司空，封扶平侯，位列三公。一生仕途起伏，然始终以廉慎自持，不贪不占，公忠体国。晚年见王莽篡汉之心日炽，毅然称病辞位，归乡守节，终为傅婢所害，身死而名不堕。其一生行事，足为千古廉吏之镜鉴。

三世清名，不蓄私财

王崇出身琅琊王氏官宦世家，祖父王吉为博士谏大夫，父亲王骏官至御史大夫。《汉书·王吉传》明确记载：“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王崇虽继承祖父清廉之名，却并非矫饰作伪之人。他历官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却不贪占公家财物，不蓄积多余钱财。《汉书》称其“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就是说无论调任到哪里，随身携带的不过是一个布袋装些衣物罢了。这在当时热衷聚敛、贪墨成风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尤为可贵。王崇深知为官者当守本分，绝不取不义之财，不蓄私库余积。正因如此，“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当世之人既由衷佩服他的清廉，又对他生活中的另一面感到困惑不解。这份“服”与“怪”，恰恰印证了王崇不贪不占在朝野之间的公论。

去位布衣，蔬食自甘

卸官之后，最能检验一个人的本色。王崇离开官位回到家中，完全褪去官服，身着布衣，吃的是粗粮蔬菜，与寻常百姓无异。《汉书》记载：“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疏食即粗粝之食，这位曾位列三公、官至大司马的大臣，在家中的日常生活与农夫几无差别。这样的生活作风，在崇尚锦衣玉食、奢侈成风的两汉贵族社会中堪称异数。值得深思的是，王崇并非没有享受富贵的能力和机会，他所得禄位弥隆，俸禄丰厚，完全可以过上富足奢华的生活，却选择布衣蔬食。他常年的行装不过是一个布袋、几件换洗衣物，“所载不过囊衣”在汉代成为形容为官清廉的典故，后世“王阳囊衣”一词即由此而来——王阳是王吉的别字，而王崇延续并践行了这一家风。这份简朴生活方式，并非家贫不得已，而是其清廉本性的自然流露。

车马鲜明，锦绮不御

然而王崇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汉书》记载他“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对车马服饰讲究颇多，出行必用装饰精良的马车，衣物也选用质地良好的布料。但他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亡金银锦绣之物”——绝不使用金银器皿和锦绣丝绸。时人既佩服他清廉，又对他的这种“奢俭并存”感到奇怪。然而深入体会，这恰恰体现了王崇对清廉二字的独特理解：清廉在于不贪不占公家财物，在于不蓄积余财为己私用，并不意味着要刻意过清苦生活以标榜名声。他好车马衣服是个人品味，“亡金银锦绣”是不越法度；他好鲜明的车马服饰，却不持一丝金银锦绣，可谓“用车马不改清廉之本，冠鲜明而守不贪之心”，将个人情趣与为官底线分得一清二楚。

谏诤遭贬，避莽全节

廉洁奉公不仅体现为不贪钱财，更体现为履职尽责、以身许国。王崇长期担任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地方治理颇具成效。汉哀帝建平三年，王崇由河南太守征入为御史大夫。其时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坐祝诅下狱，王崇不惜担着触怒天子的风险，向哀帝呈上密封奏章，为其辩护。不料因此被指为“大逆之辜”，由御史大夫左迁为大司农。宁可贬官受责，也要坚持自己的判断和良知，不因利害考量而苟且避事，这才是真正的奉公。汉平帝即位后，王莽秉政专权，王崇被推为大司空，封扶平侯，位列三公之位。仅仅一年多后，他眼见王莽篡位之心日益显露，无法与之同流，毅然“谢病乞骸骨，皆避王莽”。宁愿舍弃高官厚禄、称病归乡，也不愿在王莽的权谋中苟且偷安。不久后，这位一生清廉守节的大臣为傅婢所毒害身亡，“王崇之死，非死于病，而死于名节不可夺”，扶平侯国也随之除封。

王崇清廉之名，始于其祖，成于其行。他身为三公，却不蓄余财，迁徙不过囊衣，去位但著布衣，其廉洁非一朝一夕之作，而是贯穿一生的操守。尤其可贵的是，他所廉洁的不仅是钱财之贪，更是名位之欲——当王莽篡位之心昭然若揭时，他宁可称病归乡、以身殉节，也不愿在高位上苟且偷安。家传清廉，身死节立，《汉书》所载“自吉至崇，世名清廉”，实至名归。王崇以廉洁为立身之本，以奉公为为官之道，以守节为生命之重。其一生所行，既守住了“不贪不占”的底线，更守住了“不媚不阿”的脊梁。在浊世滔滔、人人争附权贵之际，王崇以一己之清节，为琅琊王氏留下了“囊衣敝簏”的千古佳话，更为后世为官者竖起了一面照见贪廉的明镜。当之无愧，堪称西汉廉洁奉公之典范。

七律·廉侯直骨咏王嘉

两度廉名起县衙，

封侯陋室未栽花。

尉曹案牍悬冰镜，

相府封函锁暮鸦。

荐士宁辞三径月，

守刑惟拒九秋茶。

谁言直骨随尘没？

却照今人万里沙。

（平水韵）

最高楼·王嘉直节照神州

家世简，策试入朝游。两任尉丞留。

案头刑狱尘难染，俸银虽涨未营丘。

郡中名，京里誉，似云浮。

拜相位、邑千如敝帚。谏书上、斥奸封诏手。

公心在，选英流。

孤身敢抗君王怒，清名岂共骨骸收？

死生轻，纲纪重，照神州。

（辛弃疾体，词林正韵第十二部）

注：最高楼，词牌名，辛弃疾体为正体，双调八十一字，前段八句四平韵，后段八句三仄韵换韵，平仄递转灵动。句式错落，语气疏放洒脱，多抒闲怀、劝世遣愁，不重浓艳，宜直白抒怀，稼轩此调多写归隐淡泊之志。

砥节砺行，廉公自持——西汉名相王嘉的清风与直节

王嘉，字公仲，西汉平陵（今陕西咸阳）人。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历任光禄掾、南陵丞、长陵尉，鸿嘉中举敦朴能直言，擢太中大夫，出为九江、河南太守，治绩卓著，征入为大鸿胪，迁京兆尹，旋升御史大夫。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代平当为丞相，封新甫侯，食邑千一百户。嘉为人刚直严毅，有威重，哀帝甚敬之。彼时外戚专恣，佞臣董贤弄权，朝纲渐颓，嘉以一介儒臣跻身三公，身处脂膏之地而弗自润，心怀社稷之危而敢直言。班固《汉书》称其“匡弼之节”，虽以一蒉障江河，身没而志存，其廉正公忠之德，实足为百世师。

察廉进身，宦游不营私蓄

王嘉出身平陵寒素之家，本无产业厚基，少时即以经术自奋。其入仕之阶，首在“廉”字——初为南陵丞，即以廉能见察，复察廉升长陵尉。汉代察举制度中，“察廉”乃专举居官清正、无贪墨之行者，嘉两度获此殊荣，足证其在基层小吏任上，于钱谷出纳、刑狱裁断之间，纤毫不染。其后历任郡守、九卿乃至丞相，秩禄由六百石增至万石，封侯得食邑千一百户，然《汉书》本传无一语载其广置田宅、多蓄僮仆或经营市利之事。盖嘉视俸禄为奉职之资，非谋身之具，其居官数十年，史不言其“治产”“殖货”，与当时公卿竞相兼并之风迥异，此即古人所谓“奉职循理，亦足为治，何必威严”之真义，不营私蓄，即是最大之廉洁。

惜民惜力，谏封力遏滥赏

王嘉对物质之淡泊，非仅自守清俭，更升华为对国家财赋之珍重。哀帝宠幸侍中董贤，欲以无功之人裂土封侯，先赐二千户，后又假傅太后遗诏益封。嘉封还诏书，抗疏力谏，其辞切直：“财皆民力所为，孝文皇帝欲起露台，惜百金之费，克己不作。”又言董贤“倾爵位以贵之，单货财以富之，损至尊以宠之，府藏已竭，唯恐不足”。嘉不直言己之不爱钱，而深言君上不当滥费民财，其眼光所注，乃天下公帑与兆民膏血。彼时董贤一日赐金巨万，库藏空虚，嘉身为丞相，掌国家用度，封还诏书即是拒绝非法支出，以一人之抗直，守四海之财源，其“不贪”不仅在于不取，更在于不让君主轻掷国财，公心昭然。

荐贤为国，衡才不受私谢

王嘉奉公之要义，尤见于用人之际。哀帝时，嘉上书力陈“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引孝文帝时吏治久任、上下相安之美，劝帝宽待臣下、记善忘过。其后，嘉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皆明言其材能治行，天子纳而用之。汉世荐举之风，往往门生故吏厚馈谢礼，或结为私党以图后报，然嘉所荐之人，或为宿儒，或为廉吏，皆朝廷急需之才，未闻受其尺帛斗金之谢，亦未见被荐者事后奔走其门。嘉以丞相之位举贤，纯然出于“补国家之阙、济生民之困”，非为培植私人势力，更非待价而沽。其荐疏中所言，唯才德是举，绝无半语涉私，此即公忠体国之显证。

守宪持身，穷达不易素志

王嘉晚年因屡谏董贤封事，触怒哀帝，下狱问罪。相府主簿劝其仿汉世大臣旧例，饮药自尽以全体面。嘉慨然曰：“丞相得备位三公，奉职辅国，当伏刑都市，垂为众戒，奈何作儿女态，服药求死？”遂绝粒二十余日，呕血而死。此节尤见其淡泊生死、不恋禄位之心。彼时若吞药而死，尚可得朝廷恤赠、厚葬重谥，家属亦免于连坐；然嘉宁受刑都市，不以私计自了，盖因其一生以国法为重，不因一己之躯而废公义。史载嘉自入仕至拜相，居高位而不改寒素之志，临大难而不失清白之节，其“不贪”已非止于财货，乃至于不贪生、不贪名、不图身后哀荣，此等境界，远非寻常清官可及。

综观王嘉一生，起于察廉，终于死节，外不营产业、不纳私谢，内不恋高位、不图厚终，其清操贯穿始终。尤为可贵者，嘉之廉洁绝不流于独善其身，而是处处以国计民生为念：谏止滥赏，为保府库充实；举荐贤才，为使庶政得人；即便临死，亦欲以丞相之身明法垂戒。班固惜其“以一蒉障江河”，然正因其身处浊流而独守清白，方显其廉公之志坚不可摧。王嘉虽无后世所谓“敝衣蔬食”之琐闻，然其以公心御财货、以直道处爵禄、以死节全臣体，实为西汉后期不可多得的廉洁奉公典范。千载之下，读其传者，犹可想见其正色立朝之风采。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诗词专委会会员）

来源：七一客户端
编辑：李凰言
审核：张开琳
主编：周神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