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刚专栏｜环城路，我的童年我的家

1971年初夏，风拂过环城路，我和儿时好伙伴第一次系上崭新的红领巾，挺起胸脯，在环城路灰扑扑的三合土路面上迈着骄傲的步伐，走了整整两圈。那一刻，这条路在我眼里变得格外宽阔，连风都带着明亮的暖意。

（一）

环城路位于万州老城东部，自万安桥东头起，经西门、十字街、东门、南门，绕古城一周，长774米，宽9米。这条路的生命，与它所依傍的古城墙血脉相连。西魏废帝元钦二年（公元553年），一座名为“鱼泉”的县城择长江与苎溪河交汇的台地而建，县治江北（即环城路），此后千余年，历代官署始终未离其怀抱，这便是环城路的历史溯源。

我儿时脚下的路与墙，是万州老城的脊椎。万州石筑城墙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彼时大水冲毁临江土城墙，始改石筑。清乾隆、同治年间又经多次重修，城基掘土见底，以直石纵横垫基，方得今日坚固形制。万州城墙兼具防御与挡土功能。城外见雉堞为城，城内望之却只是高大石坎。故老万州人多称城墙为“堡坎”，东、南、西三段城墙便唤作东堡坎、南堡坎、西堡坎，少有“城墙”之名。万州古城墙的独特形制，源于古城临江靠山的水滴形地势，仅设东、南、西三门，北面依山为天然屏障，不设城门。

1926年，开埠时期的万州，沿古城墙上开拓建成环城路。路面最初为泥结碎石，后改为三合土，再至沥青水泥。路面变迁间，城市的脚步悄然延伸，城区逐渐向西扩展。我家就在西堡坎中段一栋砖木混搭的三层小楼里。下楼推开“吱呀”作响的高大木门，汽车轰鸣、菜贩吆喝、邻居寒暄与煤炉烟火气扑面而来。而从家里的后窗探头望去，窗外却是几十米的“虚空”，堡坎下方巷陌灰瓦屋顶鳞次栉比。“前门入世，后窗悬崖”的独特景象，构成了我对外部世界最初的认知。

城墙是有生命的。我常趴在窗台上向下张望，石缝里的墨绿苔藓雨后亮如翡翠，黄葛树顽强的根须如蛰伏的巨龙，嵌进石缝、盘踞堡坎，与城墙共生共长。

（二）

城墙砖石镌刻着千年历史，更承载着我童年最鲜活的市井记忆。环城路西门菜店前那棵黄葛树是时光的坐标，两人合抱的躯干、伞盖般荫蔽小半个街口的树冠，见证着四季轮回。一夜落尽金叶，转眼便缀满鹅黄新芽，盛夏枝繁叶茂，为整条街撑起清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街坊们抡着手锤砸碎石块，将三合土路面改造成沥青路面的集体劳作场景，我仍历历在目。路的形态在变，但那棵黄葛树下的生活，却始终温热如初。树下菜店旁是豆腐店，3分钱一小块的霉豆腐咸香醇厚。十字街的面店前每日清晨人们便排起长队，二两粮票加8分钱，便能换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面。家隔壁的肉店前，天未破晓，人们就拎着竹篮、端着搪瓷盆排起长队，等待着肉店开门，购买每人每月一斤肥瘦兼搭、不得挑选的定额猪肉。

环城路十字街这一段是坚硬的条石路面，这条街上有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等单位。将环城路一分为二的文明路上，有其他政府机关、消防队和电影院。

电影院是那个时代我们的“精神殿堂”。身高不足一米时，我常常跟着大人进去看免费电影；长大一些后，8分钱的学生票便能通往《南征北战》的滚滚硝烟、《地道战》的智慧闪光，或在《红色娘子军》的旋律中热血澎湃。若是遇上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上映，院里院外的啜泣声响成一片。没钱买票的日子，电影院门口的小人书摊便是我们的全部慰藉。1分钱就能坐在小凳上，捧着《铁道游击队》或《鸡毛信》沉浸半晌；若是奢侈地再掏1分钱，还能接着看《小兵张嘎》或《南征北战》。直到摊主催赶，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电影院对面的烧饼铺，是物质匮乏年代最温暖的记忆。老师傅揉面、抹油、撒芝麻的动作一气呵成，面团在他手上三两下成形，“啪”地贴在瓮形炉内壁上。炭火静静燃烧，片刻后烤得金黄油亮的烧饼便被夹出。5分钱一个的烧饼刚出炉烫得人直呵气，我们却舍不得立刻下口，那葱花的香气萦绕至今。

环城路的荣芳照相馆留存着我的珍贵瞬间。1968年临近春节，父母用补发的工资，给我们每人缝作了一套崭新的衣裤。我们兄弟三人在此拍下人生首张合影。照相师把头埋进蒙着黑布的相机罩里，瓮声瓮气地喊“靠近点，看这里，笑一个”，镁光灯“嘭”地炸开白光，我们稚气的模样与那个年代，一同定格在题着“三弟兄好”的照片里。

（三）

除了那些热闹的市声，环城路也记住了我们清贫而温暖的日常。

童年记忆最深的是在南门口煤厂买煤的日子。冬日凌晨的寒气刺得脸颊发麻，可煤厂门口已蜿蜒着一条拉着木板车、挑着竹筐的队伍。巨大棚顶下，机器正发出持续不断的、沉重而有节奏的“哐啷”声，在机器冲压的一瞬间，蜂窝煤便被机械地推出来。父亲带着我们小心翼翼地将蜂窝煤搬上木板车，一家人连拉带推，将蜂窝煤运回家。蜂窝煤烧完，我也曾学着用一个带手柄的、底部焊着十二根细铁棍的圆筒模具，将散落的煤渣重新压制成蜂窝煤。手上、脸上沾满不易洗去的黑灰，但我们享受着孩子能为父母分担家务的快乐。

夏夜，整条路被酷热逼成了一处露天纳凉的场所，家家户户搬出凉椅、凉床。人们往路面泼水的“滋啦”声，竹床凉椅的“吱呀”声，蒲扇摇动的“噗噗”声，大人们关于粮票、布票的低声交谈，与漫天繁星、虫鸣交织成环城路独有的夏夜交响。

那次给加班的母亲送饭，我双手紧紧捧着温热的饭盒，跑得太急，在东城街道门前一个趔趄，人便扑倒在地。饭盒盖子飞了出去，里面的炒豇豆撒了一地。邻家几个大孩子的笑声先钻进了耳朵：“看哪，豇豆撒啰！”从那以后，“豇豆”这个绰号便跟了我好一阵子。那一刻混合着疼痛、对饭菜的心疼和当众出丑的窘迫，多年以后，依然清晰得如同昨日。

六岁那年，因出生月份差了几天，我没能被红卫路一校录取。那些日子，我趴在窗口，看着邻居伙伴们背着崭新的书包在万安桥上欢呼雀跃，相约上学，我的心里满是酸涩的失落。直到开学前夕，意外的补录消息传来，我几乎是一路跳着、叫着跑过环城路，冲进那向往已久的校门。那份失而复得的欣喜，如同初秋清晨第一缕穿破浓重江雾的阳光，炽烈地照亮了我懵懂的童年。

小学一年级下期，为了省下1角理发钱，我翻出家里的裁缝大剪刀，对着柜子上的镜子，笨拙地给自己剪头发。结果不言而喻，一个“狗啃”般的糟糕发型赫然出现。我怕父母责怪而不敢回家，躲在街边的黄葛树下直到夜幕低垂。晚上，母亲找到我，手里的竹条带着风声重重落下，打得屁股火辣辣地疼。她拉着我的手说：“节约是好事，妈知道你的心。但不能自作主张，出了问题要敢承担。”那句话，至今记在心底。

（四）

环城路真正从物理意义上的消逝，始于三峡工程兴建。

当“搬迁”从规划变成迫近的脚步，我回到环城路去作最后的告别。黄葛树还在，但枝叶已然疏落，锤凿敲击在城墙石上，我听见那“叮当”“叮当”清脆而冷酷的声响。2002年10月开始，文物部门用近半年的时间，将仅残存620米的清代城墙石进行编号、拆运。12年后，在长江南岸的沱口岸边，这些沉睡的古城墙石得以重生。复建的古城墙尽量保持原貌，宏伟而规整，但没有包浆，没有烟火燎过的痕迹。

2003年，三峡工程蓄水，库区水位抬升，环城路最终随老城一同沉入浩浩江底。如今，我站在复建的城墙之上，眼望万顷平湖。新城霓虹倒映水中，流光溢彩，澎湃着另一种生命力。而我生命深处的环城路，早已不是一条物理的路。它收拢了所有市声、人影、烟火与悲欢，坍缩成一块温热的基石，沉在心底最柔软的河床。

那条让我系着红领巾走过两圈的路，从未消失。它只是完成了从“路”到“家”的最终蜕变。让我无论站在何处，都仿佛能听见那年夏天的风，正拂过三合土路面，传来明亮而温暖的回响。

环城路，我的童年我的家。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来源：七一客户端
编辑：张媛媛
审核：张熊雄
主编：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