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时评｜让制度体系稳稳托举“敢扶”善行

近日，云南昆明街头，一名白发老人不慎摔倒，过往行人不敢上前，22岁外卖小哥蒋明昊犹豫片刻后上前扶起老人，将其送医。事后，蒋明昊说：“我也怕被讹，但更想救人，总得有人扶。”这句“怕被讹又忍不住去扶”的独白，令人动容又发人深思：如何优化制度托举体系，打消助人行善顾虑，让“怕讹”变成“敢扶”，是一道亟须回答的治理命题。

法律体系托举，是善行最硬核的后盾。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条款”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法条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所有人，出于善意救人，法律站在你这边。纸面条文要真正转化为行动中的底气，还需在程序层面持续完善，比如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依法追究诬告者法律责任。把好人免责和诬告追责双向廓清，才能让路人的犹豫更短、信心更足。

信任体系托举，是善行循环的温情支撑。法律解决的是事后免责，老人那句“他是好心”解决的是事前信任。救人者最需要的，不是法律事后说“你不被追责”，而是受助人事中告诉他“我知道你是好心”。笔者建议健全正向信用激励与恶意讹诈法律追责的双向机制，让感恩与善行双向奔赴。

企业管理体系托举，让好人不为善举吃亏。外卖小哥救人取消了配送订单，意味着收入损失，甚至平台罚单。但这次平台及时撤销判罚、给予荣誉，相关部门申请奖励，精准传递“助人行善者不该承担损失”的清晰信号。放眼其他城市，重庆公交驾驶员陈志辉遇老人倒地果断停车，是因为公交公司赋予职工“生命优先”的处置授权。此外，公司日常开展应急培训，让他既敢救也会救。期待更多企业把应急免责、见义勇为免罚和荣誉激励写进管理制度，让“做好事不吃亏”成为职业规范。

舆论体系托举，传递温情拒绝焦虑。曾几何时，个别“扶人被讹”的极端案例被媒体反复传播、过度放大，在公众心理层面形成“寒蝉效应”，以至于人们面对摔倒老人时首先想到的是风险而非救助。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报道蒋明昊救人事件，客观呈现“怕被讹但更想救人”的真实心理，同时突出老人感恩回应的细节，为公众呈现了一个完整而温暖的叙事，是建设性舆论引导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媒体报道救人个案，应把握平衡，既要对讹诈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更要传递善意被善待的正向故事。

文化体系托举，培育善行的深层土壤。善行的传递，常常就是这样完成的：上一个施助者接住了他，他便转身接住下一个人。蒋明昊的车上贴着“宝贝回家”寻亲贴纸，他自掏腰包近3000元印制并免费发放，还带动300余名骑手加入寻亲队伍。做这些只因他刚入行时，摔了跤被人扶起，还有位外卖骑手帮助蒋明昊送单，并帮他赔了二十多块钱的麻辣烫。他被这个世界温柔地接了一把，并愿意把这份温柔一路传下去，这就是善行的延续。因此，笔者建议应注重培养青少年的正义感，培育理性而温暖的助人文化。

从“怕讹”到“敢扶”的转变，考验的是整个社会的制度成熟度。善治的社会，应该持续完善制度化托举体系，赋予人人行善的勇气。当法律为善意撑腰、信任为善意开路、企业为善意兜底、舆论为善意护航、文化为善意培土，个体的“孤勇”必将变成全社会的普遍选择。愿被温柔待过的人，都能把温柔传下去；愿每一个犹豫之后的决定，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来源：七一客户端
作者：吴东平
编辑：王一博
审核：张开琳
主编：周神青